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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童被教师殴打致残案:女童母亲望严判当事教师

文章作者:来源:www.shouzz.cn时间:2020-03-07



Original Title:"女童被教师殴打致残"案:女童的母亲想严惩教师

一名8岁女童因被班主任殴打而患有二级精神残疾,该教师在一审中被判处一年半监禁。后来,女孩的母亲认为判决太轻,于是提出上诉。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认为“有些事实不清楚”,发回重审。

新京报-四年前,黑龙江一名8岁女孩在学校被班主任黄承蒙(化名)打了三次。此后,她被确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“精神残疾二级”。她的母亲于提起刑事自诉。今年4月,这位女教师被判处“虐待被监护者和看护者”,并被判处一年半监禁。双方都对判决提出异议并提出上诉。他们后来被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。

11月19日,《新京报》记者从松岭区法院于及其律师处获悉,该案已于11月19日上午重审,尚未宣判。

2017年9月,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女孩高媛媛(化名)颁发了残疾人证。女孩被殴打后,被采访者被确定为二级智障。2019年4月,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区松岭区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松岭法院)一审判决显示,2015年12月17日下午,8岁的高媛媛(化名)就读于宏图学校三年级(一班)。女教师黄承蒙担任班主任。在同一天和第二天,她打了这个女孩三次。高媛媛在父母的陪同下报告了这起案件。2016年1月,松岭警方给予黄承蒙15天的行政拘留处罚。

2017年8月,高媛媛被认定为二级精神残疾,严重残疾。同年9月,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高圆圆颁发了残疾证书。

于告诉《新京报》说,高媛媛现在12岁,上六年级,但是他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。《新京报》记者注意到,事发后,高媛媛去了几家医院。

大兴安岭人民医院出具的《出院证》表明高媛媛存在“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躯体化障碍”。在加强营养神经症状治疗和心理咨询后,医院建议“转到更高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”。

北京博爱医院发布的另一个《诊断证明书》显示,“继续加强身心康复治疗和门诊随访。”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《出院诊断证明书》《出院医嘱》指出,出院后要定期服药。肝功能和血常规定期复查,不适随访。

今年7月,高媛媛再次来到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接受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的治疗。《出院记录》表示患者高媛媛因突发右下肢疼痛、情绪低落、烦躁不安于4月入院。在四年前受到身体上的惩罚后,病人患上了背痛,逐渐不能行走。经过治疗,他能够走路了。我很沮丧,不愿意说话。我经常反复回忆事故现场。我胆小、害怕、警惕。我对声音和外界的变化非常敏感,不能去上学……

入院时的诊断结果仍然是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。出院医生的建议包括“按时服药,定期回医院”等。

该教师在一审中被判处一年半监禁,双方在量刑上有分歧。

于表示,由于女儿后期医药费昂贵,涉及的教师和学校不愿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,她“别无选择”,于2018年1月10日向松岭法院提起刑事自诉,理由是“女教师滥用监管、护理人员罪,造成经济损失”。她还提出了超过260万元的刑事补充民事赔偿请求。

今年4月,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区松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

该案于11月19日上午9点左右在松岭法院重审,法院未作判决。女生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要求,希望依法严惩女教师,并提出一定的民事索赔,包括追究参与民事赔偿的学校的主要责任。在现场,原告女孩的代理律师甘小萍申请增加松岭区政府和区教育局为被告。甘小平说:“根据一审档案中列举的学生证人的证词,一些学生在三年内被黄先生殴打了10次。如果进行定期检查,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,(在教育部门)就会出现失职。”

甘小平表示,根据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12条,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儿童家庭进行教育和指导。“我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,”所以他想加上松岭区政府和区教育局作为被告。

19日上午,一名参与审判的当地政府官员称,在审判现场,原告律师向法院申请增加被告。陈述完成后,主审法官在法庭上驳回了申请。审判持续了20多分钟,然后休庭。

新京报记者在松岭区法院证实,该案下次重审的时间尚未确定。

上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透露,在审判过程中,学校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,拒绝调解。

代理律师甘小平认为黄承蒙当时是学校的员工,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。

一审判决后,被告黄承蒙取保候审。黄承蒙也于19日上午出庭参加再审。

庭审中,甘小平申请对孩子的护理和心理治疗进行司法鉴定,“以前没有申请过,这是第一次申请”。届时,法院将按照法定程序,由双方选择一个鉴定机构,由一个合格的鉴定机构对孩子是否需要心理咨询进行鉴定。

在起诉书中,原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,金额超过260万元。甘小平说,这也是申请上述司法鉴定的原因。《新京报》记者试图联系相关学校和女教师黄承蒙,但联系不上。后来,《新京报》的一名记者叫于.

新京报:袁媛现在怎么样?

于:情况不太好。今年7月,她还住在医院里。这个家庭本身没有多少钱,我有一些(身体上的)问题。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负担不起。

北京新闻:事件发生后,学校联系你和老师了吗?

于:不,他们没有钱。4年后,我也没有去上班,所以我向我丈夫提起诉讼,希望得到一个解释。2015年的事件被推迟到现在。今年3月25日,第一次审判结束。3月27日,我丈夫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。

新京报:袁媛还在学校吗?

于:我在六年级,但我总是请假。医院的心理医生以前告诉我,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去上学。事实上,她不想自己去上学。当她提到老师时,她很害怕,而且更经常生病。

新京报:今天的重审怎么样?

于:我们在法庭上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诉讼请求,只是希望严惩当事人。

新京报:你对重审有何期待?

于:我相信法律,希望将她绳之以法。在她被拘留和释放后,她仍然上学。今天在法庭上见到她,一切正常,她还在工作。

新京报记者李一帆